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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宗鉴

北洋时期的外交官,福建闽侯(今福州)人。剑桥大学毕业,以好学并掌握七国语言而著称于外交界,官至驻瑞典兼挪威公使,外交部次长。

曾宗鉴(1882年-1958),字镕甫,后以字行,福建闽侯人。1901年毕业于上海南洋公学,后赴英国留学,入剑桥大学习法制经济,获经济学士学位。1908年毕业回国,历任外务部主事,法部编纂处帮办,考察宪政大臣随员,外务部佥事。

1911年武昌起义时,段祺瑞统兵驻汉口,任交涉科长。1913年二次革命时,随段芝贵任交涉科长。同年11月,署驻澳大利亚总领事。

1915年3月,任驻澳大利亚总领事。1917年8月,暂调回国,任北京政府外交部江苏特派交涉员,未就职,改任为吉黑榷运局局长。1918年随徐树铮赴日本参观操练。1919年任全国经界局总办;同年任上海浙江地方实业银行经理。1923年被推为该行副行长。

1925年2月,署外交部次长,关税特别会议代表,上海五卅惨案调查委员。1926年2月,任驻瑞典兼挪威公使。1927年回国。任外国银行团华方经理。1929年任国民政府财政部内外债整理委员会秘书长。1936年1月,任铁道部常务次长。

1938年4月,任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同年9月,任外交部常务次长。1941年9月免职。

福州曾氏是名门望族,曾有“五子登科四代进士”的说法。曾宗鉴的父亲曾兆锟,是光绪八年(1882年)优贡,是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郭柏荫的女婿,历任清朝驻英国公使馆头等参赞、驻美国纽约总领事、候补道台。曾宗鉴出生于这样的官宦人家,自幼受到良好教育。

由于曾宗鉴的父亲做过外交官,在国外开了眼界,了解国际发展大势,不要求儿子走科举考试的老路,相反,他认为未来中国的出路在于新学,将曾宗鉴送入国人创办的新式学堂――南洋公学求学。曾宗鉴聪慧好学,是1901年南洋公学师范班第一届毕业的六名学生之一,并以第一名的成绩与李福基(中国第一位物理学博士)等四人被选派英国留学,入剑桥大学学习法制经济,获经济学学士学位。求学期间,极有语言天赋的曾宗鉴为了到欧洲旅游考察,还掌握了法语等语言;后因工作之便,又学习掌握了瑞典语、日语等语言。1908年他毕业回国,进入外务部工作,历任外务部主事、法部调查处帮办、考察宪政大臣随员、外务部佥事。

1911年武昌起义时,段祺瑞统兵驻汉口,委任曾宗鉴任交涉科长。1913年孙中山发起反袁二次革命,曾宗鉴随袁世凯亲信段芝贵镇压革命派,并任交涉科长。这些经历为他日后出任驻外使节打下了基础。

1913年11月,曾宗鉴职业生涯的转机来临,他被委任署理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1915年3月正式出任驻澳大利亚总领事。

曾宗鉴上任时,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海外继续开展反袁斗争的革命党人,于1914年成立雪梨(今悉尼)国民党支部,澳大利亚成为泛太平洋国民党活动的中心。而同年在澳大利亚创刊的《民国报》,在主笔赵国俊、伍洪培主持下,公开发表反袁言论,还秘密成立了“阅书报社”,发动反袁斗争。赵、伍两人的言论和反政府行为,引起曾宗鉴的不满,他随即与澳大利亚中华总商会合作,以“捣乱”为名,联名要求澳大利亚政府将赵国俊、伍洪培驱逐出境。1915年,赵国俊、伍洪培被强迫相继离开澳大利亚。曾宗鉴的行为,在一些人看来是“助纣为虐”,是他的人生污点,但在他看来却是作为北洋政府外交官的职责所在。

与破坏孙中山革命派的活动不同,曾宗鉴在维护华侨利益方面态度积极,有着可圈可点的表现。当时,澳洲政府推行“白澳政策”,对华人和有色人种的排斥打击变本加厉,“限制华侨之种种苛例,日新月异”。面对此种情形,曾宗鉴与中华总商会紧密合作,“合群策力,据理抗争”,积极维护侨胞权益。对于侨胞遇到的无法解决的问题,他积极出手相助。1915年2月3日夜,悉尼中华商会会董陈柱臣的家属自悉尼回国后,“即有强盗十余人,明火持枪劫掠一空”;会董张雅声之胞兄张伯甫在开平被凶匪掳勒惨杀灭尸,这些案件迟迟不能破解。无奈当中,悉尼中华商会向曾宗鉴求助。在获知情况后,曾宗鉴出面与广东省政府积极交涉,终于促使案件被侦破,维护了侨胞利益。

作为安福系(北洋军阀时期依附于皖系军阀的官僚政客集团,因其成立及活动地点在北京宣武门内安福胡同,故名)人物,曾宗鉴的命运与国内政局密切相连。1917年8月,北洋政府总统黎元洪与国务总理段祺瑞“府院之争”达到高潮,段祺瑞调曾宗鉴回国,拟让其担任外交部江苏特派交涉员,但未能如愿,后改派其担任吉黑榷运局(1914年12月成立,承办吉林、黑龙江两省官盐的运输、中转与缉私等事宜)局长,暂时脱离外交舞台。1919年改任全国经界局(1915年3月成立,筹办土地调查和经界整理工作)总办;同年任上海浙江地方实业银行经理,1923年被推为该行副行长。

1924年10月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后,段祺瑞东山再起,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国家元首)。随着段祺瑞重返政治舞台,曾宗鉴于1925年2月26日被任命为外交部次长。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国人民的反帝怒火像火山一样爆发。面对汹涌澎湃的反帝爱国运动,段祺瑞执政府不能不有所表示。6月2日,北京政府任命税务督办蔡廷干、外交部次长曾宗鉴为专使,前往上海调查交涉处理此事。

6月7日,曾宗鉴、蔡廷干到达上海,向外界表示:“第一为调查经过事实;第二为慰藉各界,同时与租借当局交涉,请其接受相当条件,以平众愤。”随即他们实地了解五卅惨案实情,抚慰受难民众,就交涉条件积极与各方人士沟通,并对五卅惨案华人伤毙情况做“精确详尽”的调查,以作为交涉要求的依据。

关于交涉条件,6月7日、10日,曾、蔡两专使曾分别向外交部电告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十七条”要求,但上海总商会向帝国主义妥协的“十三条”更符合外交部和曾、蔡的胃口。 16日~18日,双方代表在上海交涉公署连续举行会议,围绕“十三条”展开交涉,曾宗鉴作为中方代表列席会议。但六国委员却以无权谈判为由,完全无视中方“此13条提案,实为最低的要求,让无可让”的要求,致使谈判破裂。后来,曾宗鉴作为中方谈判代表,参与了五卅惨案在北京的后期交涉。最终除了收回会审公廨(1868年,上海英美租界会审公廨成立,又名“会审公堂”,与外方陪审官会同审理租界内与华人有关的诉讼案件。辛亥革命时英、美等驻沪领团借中方会审官弃职逃匿,乘机完全侵占会审公廨)的谈判与工部局选举华人董事参与工部局管理的问题有所进展外,其余条件多湮没于累累的外交公文之中,成为可悲的“悬案”。

同时,在北洋政府积极推动下,1925年10月26日,有13国代表参加的关税特别会议召开,曾宗鉴以外交次长身份成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在会议的组织、议题的推动等方面发挥了作用。11月21日,曾宗鉴率领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专税会议讨论厘金问题的专门分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在随后长达两个半小时的谈判中,英、日等国代表围绕厘金定义等问题频频发难,曾宗鉴绞尽脑汁,穷于应付。下午3时,又一场其他用途专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专门讨论附加税收入的其他支配用途,曾宗鉴再次出任会议主席。关税会议终因各国缺乏诚意,成为一场闹剧。

1926年2月23日,曾宗鉴出任中国驻瑞典公使兼驻挪威公使。3月9日,外交总长沈瑞麟获准辞职,外交部由曾宗鉴代理部务,将他推向“大沽口事件”的风口浪尖。

3月10日,北京公使团公然干涉中国内政,由荷兰公使代表公使团赴外交部见曾宗鉴,当面提交抗议书,不但要求国民军在天津航道停止所有战斗行为,而且提出对外国船舶不得加以任何干涉,停止对外船的一切检查。面对气势汹汹的荷兰公使,曾宗鉴只得答以“政府未得详报,忠告各节,自当转饬军事当局注意”。3月12日,两艘日本军舰护卫奉系军舰进入天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国民军猝不及防,受伤十余人,迫不得已,开炮还击,将日舰逐出大沽口。此即“大沽口事件”。

事件发生后,日本颠倒黑白,借口国民军破坏《辛丑条约》,纠合英、美、法、意等八国公使于3月16日向曾宗鉴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军队停止在天津、大沽口间的一切军事行动,撤离大沽口,停止对外船的一切检查等五项条件,限北京政府在48小时内兑现,否则将“采取所认为必要之手段”。为迫使中国屈服,八国在大沽口云集20余艘船只,赤裸裸地进行威胁。17日,曾宗鉴复照八国,表示尊重《辛丑条约》有关规定,将竭力恢复通海之自由交通,只是软弱地抗议八国通牒“超越辛丑条约之范围,不能认为合适”,更希望各国“勿取激切之措置,以重亲睦之邦交”。

帝国主义低估了中国人民反抗的意志。4月20日,国民军利用民众的反抗怒火,迫使段祺瑞政权垮台。曾宗鉴也在同一天被免除职位,结束了外交部次长任内的这段屈辱经历。

段祺瑞政府倒台后,曾宗鉴前往瑞典上任,担任中国驻瑞典兼驻挪威公使。然而,由于北洋政府已处于彻底垮台的前夜,严重拖欠驻外使馆经费,曾宗鉴于1927年离职回国,任外国银行团华方经理。1929年2月27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解除曾宗鉴驻瑞典兼挪威公使职位,委任其出任财政部内外债整理委员会秘书长。1936年1月,改任铁道部常务次长。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曾宗鉴随同国民政府迁往陪都重庆。1938年9月,任外交部常务次长,无甚作为,1941年9月被免职。1948年曾任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董事,随即前往美国。1958年终老,享年76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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