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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寇松

英国政治家。1885年入议会。曾任印度事务次官,外交事务次官。1898~1905年任印度总督。

上任后建立了印度西北边境省,并整饬文官制度,出兵西藏,分割孟加拉,由于跟任印度军队总司令的基钦纳意见不和,遂辞职回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掌玺大臣(1915~1916)和战时内阁成员(1916~1919)。1919~1924年任保守党内阁外交大臣,1920年苏联红军反击波兰干涉军时,曾提出不得越过所谓寇松线的要求,主持洛桑会议(1922~1923),消除土耳其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土和约的不满。后任枢密院长。

乔治·纳撒尼尔·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 1st Marquess Curzon of Kedleston (1859年1月11日英国德比郡凯德尔斯顿-1925年3月20日伦敦 )第一代凯德尔斯顿的寇松侯爵,英国保守党政治家,曾任印度总督 (1899-1905),因在印度分割孟加拉,用兵西藏,划分苏波边界而闻名。

寇松出身于英国的贵族家庭。是第4代斯卡斯代尔男爵最大的儿子。在伊顿公学上学时,尽管与那里的老师关系相处不很融洽,但寇松却显示了他在学术上的卓越才华,赢得了许多奖项。

1878年,他进入牛津大学继续求学,1880年他当选为牛津学生会主席,并成为万灵学院的一名研究生。他的才华引起了保守党的注意,在党领导的精心栽培下。

1885年他牛津大学毕业后就成为索尔兹伯里侯爵的秘书。

1886年,索尔兹伯里出任首相。在他的举荐下,寇松的仕途之路最初就颇为顺利:

1886年当选为议员,1891年~1892年出任印度事务部次官。在仕途得意的

1895年,他迎娶了芝加哥一位百万富翁的女儿玛丽,他们生有3个女儿,之后,他再度官运亨通——被任命为外交部次官。

寇松在学生时代就对英帝国的东方事务有着浓厚兴趣,入仕之初的 “权势+财富”生活让他增添了少年得志的骄傲,增加了驰骋政坛的雄心,东方也成了他展示才能的重要空间。

1888年后,在索尔兹伯里侯爵的建议下,他以议员身份周游世界。根据游历、考察的体会,他陆续出版了 《中亚细亚的俄国》、《波斯与波斯问题》和《远东问题》。在这些著作中,他指出,要想维护英帝国的海外“疆界”和霸权,英国应当以印度为基地与俄国展开对中亚的争夺,并依托印度 “打通远东门户的陆路和铁路”,通过海上力量保护,巩固它在远东的优势地位。

寇松乘着绿色的轿子来到直隶总督衙门门前,步行穿过几座略显脏乱的偏狭前院。建筑陈旧、油漆斑驳,也许这就是官不修衙的表征。在总督接待来访的房内,中间摆着长桌,四周都是座椅,布置简单。寇松没想到,总督办公地竟如此俭朴。

寇松近距离观察了李鸿章。看到他“有六英尺多高,身着灰色丝长袍,戴黑丝帽,很有威仪。”“唇上的大胡子将嘴巴遮住一半,下巴上也留着中国式胡须。头发是正在变白的深灰色。  ”在翻译帮助下,二人就共同关心的时政问题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会谈。

1896年8月,出访欧美的李鸿章,在英国又见到以外交副大臣身份陪同英国首相接待他的寇松。寇松回忆起在津观感,并以《远东问题》一书相赠。

1898年,当他39岁时,寇松被任命为英属印度总督,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印度总督,在任命时,他选择了一个爱尔兰贵族爵位,以便回国后可以重新进入下院。

他在1897-1898年边境暴动刚被镇压后不久到达印度,因此特别主意西北边境那些独立的部落,新辟了一个省,称为西北边境省。实行安抚和镇压并用的政策,这个省在他任内只发生过一次暴动,即1901年的苏德·瓦兹里暴动。

初露锋芒后,他那些维护殖民帝国的海外疆土“理论”开始付诸实施。他委派了许多委员会,去调查印度的教育、灌溉、警政和其他行政部门,并把各省和印度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置于稳固的基础之上。他创立了帝国学生军训队、同海得拉巴土邦王解决了比拉尔问题,降低盐税、救济穷人。

1903年1月他主持了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加冕印度皇帝的典礼,并把各个藩王招到德里举行了盛大的觐见仪式  。

为了同俄国在中亚展开 “大博弈”,他鼓励同波斯的贸易,1903年访问了波斯湾,同年他派荣赫鹏率军侵入中国西藏,1904年攻占拉萨,又逼签《拉萨条约》,1905年又胁迫九世班禅到印度,企图把西藏地区从中国分裂出去,进而取得在中亚争夺中对沙俄的优势  。

但他的举动激起了中国与南亚人民的反抗,也引起了俄国对英国的怀疑,打乱了英国的全球战略。这时,英国为了对抗德国,正迫切需要与沙俄协调立场,所以当寇松为侵略中国西藏的“胜利成果”而欢呼时,英国政府则对他的行动颇为不满。同时,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的自由党内阁又取代了亚瑟·贝尔福的保守党内阁,加快了与俄国和解的步伐,加上他与驻印度总司令霍雷肖·赫伯特·基钦纳元帅就军队代表在印度议会中的地位发生争持的时候,得不到英国政府的支持,不得不在内外双重压力下辞职。

1907年,寇松出任牛津大学校长,他对自己的职务非常认真,对该大学的规章制度作出了若干重要更改。这时他已决心放弃再入下院,而作为爱尔兰贵族代表进入上院,并出版了新书 《边疆线》。在这本新作中,他仍然关注日益脆弱的英帝国边疆,主张实施强有力的“前进政策”,维护英属印度疆域的持久安全。

1911年,寇松被授予伯爵称号,同时作为乔治五世加冕荣典,又获得斯卡斯代尔子爵和莱文斯德尔男爵的称号,他是议会改革的强烈反对者,但是当危机来临时,他却站在兰斯多恩侯爵一边,劝说大多数保守派贵族弃权,使得该法案得以通过,避免了一次宪法危机。

在世界大战之前党争激烈的那些年代中,他是兰斯多恩侯爵在上院中的主要副官。但此时他的注意力,许多都花在牛津大学的校务上,此外,他对古物有一种学者式的爱好,购买了林肯郡塔特夏尔和苏塞克斯郡达姆的两处古堡,使他们免遭破坏,并且最后将它们献给了国家。

1917年他又娶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富有的寡妇,美国驻阿根廷领事门罗·欣德斯的女儿。

1919年~1924年他成为外交大臣,然而,劳合·乔治不相信职业外交家,宁愿通过自己的私人渠道来左右外交政策。按照一般人的看法,他是一个相当严厉的人,只有少数密友才了解他威严外表下的诙谐、亲切甚至谦虚,按照他在印度独断独行的做法,他和基钦纳的冲突,他居然没有反抗就忍受劳合·乔治对外交事务的越殂代疱,让人很是奇怪。

1921年被封为侯爵。作为外交大臣,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国际大棋局,如何防范俄国的革命之火向全球蔓延,如何维护英帝国的海外疆土,是寇松关心的头等大事,为此他在苏俄的东西两侧实施了“画线防火”战略:在远东地区,他力图把中国西藏变成“缓冲区”。

寇松出任外交大臣后,英方更加积极地与中国交涉。但寇松这次彻底失望了:面对五四运动后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热情,北京国民政府不敢违背民意,1919年还故意通电全国揭露1914年以来英国的无理要求,一时间全国各界纷纷抗议英国干预中国内政,而后以人民反对为由拒绝重开“三方会议”,1924年后又明确拒绝了英国的无理要求。

为了在苏俄西侧建立“防火墙”,1919年12月寇松提出一条划分苏波边界的临时边界线,主张把应属于波兰的一切地区都划归波兰,这就是著名的“寇松线”。但苏联不接受这条边界线,1920年苏联在苏波战争中失败,波、苏两国签约,把“寇松线”以东的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大片领土并入波兰。于是,苏俄西侧形成了一道“防火线”,寇松暂时达到了强化波兰地位、防止苏俄影响进一步扩大的目标。但这条线使波兰同苏俄、立陶宛发生了冲突,为日后波兰外交上的孤立埋下隐患,还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诱因之一。二战后,这条线经过微微调整后正式成为苏联和波兰的国境线。

尽管劳合·乔治的联合政府一直维持到1922年,但是经济萧条,政治和外交争议导致了它的垮台。安德鲁·博纳·劳接替劳合·乔治成为英国首相。这时寇松才掌握了外界部长的全部权利,然而,6个月后,博纳·劳恶劣的健康状况使他不得不辞职。虽然寇松一直是首相的最有利,也是最合适的候选人,但是战后英国的政治现实却断送了他的候选人资格。因为认识到好战的工党日益整长的权利,保守党领导人士决定首相应该从下议院选出,他们拒绝寇松而推选了新首相斯坦利·鲍德温 。这一决定为英国政治开创了一个先例,在整个20世纪都生效。 

在法国总理雷蒙·普恩加莱挑起鲁尔危机后,他先是表示否认法国的行动和英国有任何关系,接着干脆再8月发表了一个严厉谴责法国的声明,支持支持了德国的要求。这个结果就是道威斯计划的形成。

在1924年鲍德温战胜工党的拉姆齐·麦克唐纳,第二次担任首相的时候,没有让寇松回到外交部长的位置上,只是让他担任了枢密院议长,这是寇松晚年第二次失望的事。他还是体面的接受了这个职务。寇松一生孜孜不倦,遵循一种严格的养生法,不断的工作和写作,尽管他的脊柱骨早在学生时代就弯曲了,有严重的身体缺陷,他却进行激烈的体育活动,当他在东方旅行时,常常骑马走几百英里,他全靠毅力强迫自己日复一日的进行超过常人所能及的工作。

1925年春,他突然病倒,卧床半月后于3月20日死于伦敦。由于无子,他的侯爵和伯爵爵位断绝。斯卡斯代尔子爵和男爵爵位传给了他的侄子。长女艾琳·寇松继承了莱文斯德男爵的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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