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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世报

《益世报》,是天津最有名的报纸之一,罗马天主教教会在华出版的中文日报。1915年10月10日创刊于天津,罗马天主教天津教区辅助叫雷明远(比利时人) 和中国教徒刘守荣创办并主持。社址初在天津南市荣业大街,两年后迁至东门外小洋货街,1924年又迁到天津意大利租界。抗战前夕由罗隆基任主编。1916 年,《益世报》在北京创办分社,后两报各自经营。解放战争时期舆论倾向国民党,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停刊。 

上世纪30至40年代,《益世报》持守自由主义倾向,在反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和抵抗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方面,《益世报》的立场是鲜明的。坚决反抗侵略,捍卫国家主权,成为国内反抗日本侵略最激烈的大报。因此在1937年日本占领天津后被迫停办。

雷鸣远在恪尽职守的同时,也非常热心参与天津的教育、慈善等公益事业,将传教与文化、教育、社会公益事业结合起来。初到天津,他就在望海楼教堂内创办诚正小学、贞淑女学,招收教内外的子弟入校读书。辛亥革命后,关心中国时政的雷鸣远又创办共和法政研究所,延请专职教师和当时天津的社会名流讲授现代应归汽政治学、社会学和法学,一时报名者踊跃。1915年,雷鸣远寒尝脚危联合几位天主教教友,广泛募款,正式创办《益世报》。雷鸣远任董事长,刘浚卿和杨绍清、杜竹萱分任正副总经理。和天津其他各大报刊多将报馆设在租界内不同,《益世报》报馆就在南市荣业大街。

当时,在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中,以法国的势力为跨牛放最大。不过,他对法国传教士的生活作风和宣教方式极为不满。而法国传教士对他办学办报、热心中国事务的举动也是侧目而视。《益世报》创刊后的第二年,法国人想将老西开据为己有,强行派兵把驻守此地的中国警察全部缴械,即历史上著名的“老西开事件”。此举激起了天津各界的反抗。虽身为天主教的传教士,雷鸣远却和中国人站在一起,极力抵制法国人对老西开的侵占,授意《益世报》对天津各界的反抗运动给予连篇报道和大力声援。为此,雷鸣远赢得了天津各界的赞誉,同时也激化了与法国人之间的矛盾。1918年,雷鸣远迫于法国传教士的压力,不得不去职离开天津回到比利时。

1919年5月23日,北京《益世报》被当局封闭。总编辑潘智远等人被逮捕。研究系律师刘崇佑为他们作了长篇辩护,但仍以妨害治安罪、侮辱官吏罪等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该报总发行人李雪舫等,被判有期徒刑两个月。该报被查封是因为该报曾转载一份山东第五师官兵反对出卖山东的通电,而山东督军兼第五师师长张树元否认该师曾发此电,于是被当局查封。

《益世报》董事会秘书兼副经理师潜叔,正经理生宝堂为抗日捐躯 1927年,惜别中国九年之久的雷鸣远返回天津。雷神父任命李独三为益世报经理(李独三解放后被定为日本汉奸卖国贼, 判刑入狱). 他是山西人“教友”,但是他辜负雷神父的信任,心怀鬼胎,朽微欢乘雷神父不在,将益世报出卖给日本. 雷神父经常忙于在抗日前线抢就伤员等工作. 当雷神父回到报馆,得知此事, 顿时嚎啕大哭. 他立即请来他的俩位好朋友: 师潜叔和生宝堂, 研讨对策。师潜叔毕业于复仁大学, 当时在津沽大学任教. 生宝堂刚从法国留学回国. 师潜谜付达叔和生宝堂密切合作,联合益世报职工及意大利国警察将李独三一伙从报社赶出去。雷神父重新任命师潜叔为董事会秘书兼副经理,生宝堂为朽灶润己正经理,他们又邀请了他们的好友——著名的笔杆子罗隆基主持益世报社论,从此益世报办得生气勃勃,震撼人心,宣扬正义,激励中华儿女抗日爱国热情.

益世报成为了当时人们最喜爱的报纸,实现了雷神父的意愿。但李独三贼心不死. 在1937年7.7 事变 (卢沟桥事变)后,他勾结日本,设下圈套抓捕师潜叔和生宝堂. 在当年8月15日(圣母升天瞻礼日),师潜叔一大早从报社 (现天津河北区,当时是意大利国租界地) 到津沽大学教堂(当时是英国租界地)做礼拜并领唱经. 弥撒结束后,津沽大学刘乃仁院长(神父, 后抵台湾) 找到师潜叔,告之日本最恨师潜叔和生宝堂并设法抓他们. 刘乃仁院长叮嘱师潜叔和生宝堂千外别出租界地。若要出租界,一定穿他的会衣。

师潜叔拒绝了这个劝告,并说放心没事. 和刘院长告别后,他回到家中看望家人. 他告别家人立即回到报馆. 纸行随后电话,点名让师潜叔和生宝堂两人取纸. 为了报社正常运行出报,师潜叔和生宝堂冒着生命危险毅然接受。由司机开车,汽车刚出意大利租界地(原金汤桥) 就被李独三一伙日本宪兵拦截,并强迫驶往日本的红帽衙门。司机第二天被放出。师潜叔妻子和生宝堂的妻子(法国人)四处奔走,请律师,托人,最终花钱找到一个因犯日本军纪被关在红帽衙门内的日本兵妻子. 她借探视日本兵机会,给师潜叔和生宝堂带去药,捎回口信。师潜叔和生宝堂讲日本要他们签字,将益世报倒戈日本。他们俩坚决不签,并说益世报是天主教的报,不是他俩的. 他们俩在狱中受尽了很多酷刑。最后一次的信是由卞慧新捎出. 卞慧新(1989年受聘为天津市文史馆馆员、原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顾问。他多年致力于天津史志的研究,对天津名称由来的考据、确定天津进入近代的断代等研究,成果颇丰,为天津文史研究奠基者之一.) 当时离校返津,在天津车站即遭日本宪兵拘捕,被投入囚禁天津著名报人刘髯公、师潜叔, 和生宝堂等人的囚室.他被放出后捎出师潜叔托他给妻子的结婚戒指,瑞士手表和一封信. 信的内容是为了天主,为了圣教会,为了正义, 他们俩要准备致命了,出不来了. 他们激励人民抗日到底,并拜托妻子克服一切困难把孩子们培养成材。跟师潜叔和生宝堂差不多时间被捕的有大公报俩负责人. 由于他们签了字,报社倒戈,很快被日本放出。大公报一直没有停刊 (天津益世报一直停刊直到日本投降). 随后传出师潜叔和生宝堂被处死. 多数传言是说他俩坐电椅被处死. 但至今没见到尸体。当时师潜叔仅34岁. 师潜叔和生宝堂被处死后, 生宝堂夫人带俩小孩回法国。

身为《益世报》的董事长,雷鸣远始终关注着它的发展。长年在华的生活经历和宗教的普世情怀,使他对中国怀着深厚的情感。他在自己的讲演集序言中真挚地写道:“此生此世,献为中国之牺牲”。1927年重返天津之后,雷鸣远即要求加入中国国籍,及至1927年加入中国国籍之后,他便以中国人自称。

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不断在中国挑起各种事端,日本的侵略野心昭然若揭。雷鸣远所经营的《益世报》,亦开始成为反日的舆论先锋。报馆经常顶住重重压力,发表痛快淋漓的社论或文章。雷鸣远对于这些反日言论,不但未加以阻止,而且还大加鼓励。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一个中国人。长城抗战之时,年逾六十的雷鸣远亲自组织救护队奔赴华北的抗日战场,进行救护工作。救护队行至河北遵化,当有人请雷鸣远讲话时,他说:“你们不要看我的鼻子,我的脸是外国的,我的心是中国的。我们要抗战到底!”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天津《益世报》被迫停刊,雷鸣远也不得不撤到大后方。经过努力,1938年《益世报》终于在云南昆明复刊,雷鸣远亲自前往报馆祝贺,并鼓励同仁抗战到底。1940年,这位《益世报》创办人,病逝于重庆,终年69岁。

1915年,雷鸣远创刊《益世报》之时,天主教徒刘浚卿作为主要助手,出任《益世报》总经理。刘浚卿,蓟县人,民国时期移居天津望海楼天主教堂附近,得以结识雷鸣远。刘浚卿干练的办事能力和出色的口才,很快博得雷鸣远的赏识,并且引为知己。雷鸣远所创设的诚正小学、贞淑女学和共和法政研究所,皆由刘浚卿出任校长和所长,雷对刘浚卿的信任可见一斑。《益世报》创刊后,刘浚卿任总经理,全权负责报馆的日常经营活动。除却1925年到1928年奉系强占报纸的三年之外,他一直担此重任,直到1934年去世。在雷鸣远离开天津的九年,刘浚卿更是一人独撑大局。所以时人亦称《益世报》为“刘家报”。

刘浚卿任《益世报》总经理近二十年,先是借广泛的人际关系和出色的管理能力,为《益世报》打开销路。1919年“五四运动”时,刘浚卿又聘请徐谦担任主笔评论时政,支持学生运动,使《益世报》的社会声誉颇佳,一举奠定了名报的地位。1925年奉系势力进入天津,因刘浚卿所主持的《益世报》拥直反奉的政治立场,奉系不仅逮捕了刘浚卿,还强行接收了《益世报》。1925年到1928年三年间,《益世报》沦为奉系的传声筒,几近关门的境地。1928年奉系败退撤出天津之后,刘浚卿重新出山接掌《益世报》。面对报社资金、人才短缺以及同行业竞争激烈等状况,他与雷鸣远商议将《益世报》由独资经营改为容许股本入股的有限公司形式,解决了资金短缺的燃眉之急。尔后,又起用南开大学毕业的族弟刘豁轩担任《益世报》总编辑一职,挽回《益世报》走下坡路的颓势。

刘豁轩与刘浚卿是同村同族的兄弟。1919年,刘豁轩考入天津南开初中,后又念完南开高中、南开大学。1928年刘豁轩从南开大学毕业后,应兄长刘浚卿之邀,出任《益世报》总编辑。刘豁轩走马上任,很快就显示出超群的办报才华,与兄长刘浚卿一起使《益世报》走出困境。

刘豁轩担任总编辑之后,首先扩充报馆的编辑、记者阵容。他先后盛邀南开大学的同学汪心涛、赵莫野、唐际清等人加盟。这些年轻人虽无新闻工作经验,但是凭着良好的素质和一股干劲,很快就成为《益世报》中坚力量。刘豁轩又在北平、上海等十余座大城市增设特派记者,在河北、山东、辽宁等省的重要市县聘请通讯员,广开新闻来源,在新闻报道方面逐渐具备了竞争能力。经刘豁轩的精心调整、充实,《益世报》再度鹊起于津门报界。

1932年,刘浚卿因患病逐渐淡出。《益世报》上下大事小情,实际上皆取决于总编辑刘豁轩的擘画和裁断。1934年,刘浚卿去世,雷鸣远通过董事会正式任命刘豁轩兼任总经理一职。这种“兄终弟继”的权力交接方式,保持了《益世报》的办报风格,而刘豁轩出色的办报才华,又使《益世报》更上一层楼。

20世纪30年代,时局的动荡使刘豁轩敏锐地感觉到社论对于报纸的重要性。为此,他先后以重金聘请罗隆基、钱端升等社会名流为《益世报》社论主撰。罗、钱二人锐利的时政分析,深受读者欢迎。然而,《益世报》也因敢于言论而触怒当局,一度被停刊封杀。身为总经理的刘豁轩,一方面既要保持《益世报》的敢言风格,一方面又要为报纸生存着想,遂不得不适度妥协。

除了注重时论外,刘豁轩对各种副刊也极为看重。为此,他力邀马彦祥主编副刊《语林》,并约请老舍、张恨水等著名作家供稿。当时的文艺界名人如田汉、叶浅予等也都为副刊《别墅》撰稿,使其内容相当丰富充实。此外,《益世报》还在中国报界首创“社会服务版”,其内容包罗万象。既有职业介绍、代人征聘,又有施舍赈济、募集捐款等方方面面。《益世报》对副刊的苦心经营,使它拥有当时副刊中最多的读者。

1936年,因《益世报》董事会的不信任和工作的过度疲劳,刘豁轩辞去总经理兼总编辑的职务,转而就任北平燕京大学的新闻系教授。从此,他很少过问《益世报》事务。1945年抗战胜利,天津《益世报》复刊,他再次出任社长兼总编辑。但不久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派赴欧美考察新闻事业。1946年回国返津。1948年离开《益世报》报社,前往上海。

自雷鸣远1915年创办《益世报》以来,将《益世报》发扬光大的功劳,刘浚卿、刘豁轩兄弟可谓是不遑多让。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时局的动荡,促使刘豁轩决心请一位强有力的笔杆子来主持《益世报》的社论,他想到了此时身在上海的罗隆基。罗隆基,字努生,江西安福人。1921年,他毕业于清华学校,后留学英美研习政治学和中国近代史,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归国之后,曾先后执教于上海光华大学和中国公学,并且主编《新月》杂志。刘豁轩酝酿延请罗隆基出任《益世报》社论主笔之时,罗隆基正因针对“九一八事件”而发表《沈阳事件》一文,批评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遭到免去大学教授的处罚。接到《益世报》的邀请函后,罗隆基欣然离沪赴津,出任《益世报》社论主笔一职。

罗隆基去职之后,《益世报》的社论主笔一职在很长一段时间空缺。刘豁轩又聘请清华大学教授钱端升任社论主笔,继续发表抗日言论。钱端升虽然行文风格与罗隆基相异,但文章的犀利程度丝毫不逊于罗隆基。不久,钱端升同样为国民党当局所不容,也不得不去职走人。《益世报》的“屡教不改”终于惹怒蒋介石,被迫休刊三个月,后来经过多方通融才得以复刊重新出版。

随着华北局势的日益紧张,宋哲元逐渐控制了北平、天津地区。由于宋本人主张抗日,因此《益世报》抓住这一时机,决定再次聘任罗隆基就任社论主笔。罗隆基也通过朋友的疏通得到宋哲元的谅解,重新上任。再度担任《益世报》社论主笔的罗隆基,依然我行我素,撰文呼吁抗日,批判蒋介石政府。只是这时的蒋介石为应付动荡不安的政局忙得焦头烂额,无暇顾及罗隆基和《益世报》的“放肆乱言”。罗隆基的这一次主笔生涯较为长久,一直延续到1937年8月天津沦陷、《益世报》停刊。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这句古语用来形容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政局,再恰当不过。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偌大个中国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同样,也容不下一张有正义感的报纸。刘豁轩辞去《益世报》总经理之后,李渡三出任总经理。但不久之后就被雷鸣远驱逐出报馆。生保堂临危受命为《益世报》总经理,不料却被日本特务绑架杀害,《益世报》随即闭馆停刊。

八年抗战胜利之后,《益世报》原创办人雷鸣远已经病殁在重庆。天津《益世报》第一任总经理刘浚卿之子刘益之,奉命从重庆返回天津,重建《益世报》。原《益世报》总编辑兼总经理刘豁轩也被再次邀请出山,担任复刊后的《益世报》社长。刘益之兼任总经理。《益世报》在津门的叫卖声又响了起来。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益世报》也随之被接管停刊。至此,创办30年的民国四大报之一的天津《益世报》宣告结束。而刘益之解放后曾经辗转前往新加坡,于1952年6月创刊新加坡《益世报》,但因经营条件困难,创刊后4个月随即就停刊了。

从《益世报》1915年创刊到如今,春秋悠悠已过九十载。即使距离天津《益世报》的停刊也有半个世纪之久了。那曾经以记载社会生活的时效性著称的《益世报》,如今已经尘封为历史。一切过去的都可以是历史,但有些被记起,有些被忘却,有些被记起后又被忘却,有些被忘却后又被记起。九十载后的今天,《益世报》全套影印本终于得以出版,就当做是对《益世报》九十载的回眸,对与《益世报》有关人物的怀念和对历史的记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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